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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戴高乐资料照片简介

夏尔·戴高乐 - 生平经历

 

夏尔-戴高乐,1890年11月22日生于法国西北部边境城市里尔。父亲是耶稣会学校的教师,参加过1870年的普法战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非常强烈,对童年的戴高乐影响很大。戴高乐生性好斗,向往成为一个军人。1909年,戴高乐考入圣西尔军校。毕业后,来到驻阿腊斯的第33步兵团任少尉军官,受到团长贝当的青睐。他们的友谊保持了很长时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变得完全对立,双方都认为自己代表了法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戴高乐随他的团队参加了比利时境内的一次战斗,负了伤;以后他在战斗中又两次负伤。1916年3月,戴高乐在法国东北部都奥蒙指挥一个连队作战时,中弹昏死在阵地上。贝当将军把他列入“阵亡”名单,追授一枚最高荣誉十字勋章,并且给予了这样的评语:“该员在激战中以身殉国,不愧为在各方面均无与伦比的军官。”等到戴高乐醒过来后,他成了德国的俘虏,直到1918年11月德国战败投降,他才重获自由。

战后,戴高乐应募去波兰同俄国红军作战。他在回巴黎度假期间结识了饼干制造商旺德鲁的女儿伊冯娜。1921年4月他们结婚,后来生育了3个儿女。第三个孩子即将出生的时候,戴高乐夫人被汽车撞倒而受了惊吓,因此生下来的这个女儿是个白痴,取名安娜。安娜享受不到一般儿童所能享受的幸福,这使戴高乐夫妇在她身上倾注了更多的爱。戴高乐夫人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只要安娜能跟别的女孩一样,我和夏尔甘愿舍弃一切,健康、财产、升迁、前程、所有的一切。”

 

1921年10月,戴高乐回国,先后在圣西尔军校当战争史讲师;在法国军事学院学习;在特列尔的猎兵第19营当营长;在东地中海地区参谋总部和国防部总秘书处任职。

1937年底,他晋升上校,任坦克团团长。30年代,戴高乐发表了一系列军事理论著述,论述了在未来战争中大量使用坦克以及机械化部队与空军、步兵协同作战的必要性,竭力主张在法国组建有高度机动性的机械化部队。

1940年6月5日,总理雷诺改组政府,任命戴高乐为国防和陆军部次长。身为国防和陆军部次长的戴高乐,坚决主张把法国政府迁往法属北非,同法西斯德国血战到底。

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在英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室对法国发表广播演说:“我是戴高乐,我现在在伦敦。我向目前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向目前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一切军人工厂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号召,请你们和我取得联系。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法兰西抵抗的火焰决不应该熄灭,也决不会熄灭。”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时刻,它标志着由戴高乐领导的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民族独立的“自由法国”运动开始了。

 

1944年8月26日,戴高乐凯旋巴黎。当他来到凯旋门时,欢迎的人们挤满了星形广场和爱丽舍田园大街。他不时举起手臂向含泪欢呼的巴黎人民致意。9月,他的政府迁回巴黎,他当选为临时政府总理,着手重建满目疮痍的祖国。一年过去了,戴高乐深感“多党制”对法国是一场灾难,对三个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更为不满。

1946年1月,他突然辞职下野。他确信,目前的第四共和国很快就会垮台,法国人民将大声疾呼地召唤他重掌政权。这一估计大致不差,只是时间推迟到12年之后。在野期间,戴高乐一面撰写回忆录,一面注视着法国政局的发展。他一直站在反对派地位,反对新宪法,指责新宪法条文将使法国重蹈第二共和国时代政治动荡的覆辙。1947年他发起组织法国人民联盟,1951年成为正式政党,在议会中占有120个席位。由于不满议会党团,该党在1955年解体。戴高乐开始埋头撰写回忆录,先后出版了第一卷《召唤》、第二卷《团结》,在第三卷《拯救》出版时,他已经重新执政了。

 

总统生涯

 

法国第四共和国政府频频更迭,政局动荡,1958年5月法属阿尔及尔又爆发起义,军队开始干预政治,有引起内战的危险。戴高乐感到时势要求他再度出山。5月15日,长期沉默的戴高乐发表一个声明:“12年来,法国面临种种问题,非政党体制所能解决,国家一直处在这种灾难状态中。上一次,国家在危急存亡的关头曾赋予我重任,领导全国救亡图存。今天,当国家再次面临考验时,它一定知道我已经做好了接管共和国权力的准备。”6月1日,戴高乐就任总理,12月21日被选为法国总统,新宪法授予总统更多的权力,法国从此进入了第五共和国时期。

当时,法国军队陷入了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泥潭中,戴高乐决心甩掉这个包袱,允许阿尔及利亚独立。他采取全民表决的形式,让法国人民和阿尔及利亚人民决定是否赋予阿尔及利亚以自决权,结果70%以上的选民投了赞成票。这表明戴高乐的政策受到拥护。随后,戴高乐制服了驻阿尔及利亚的法军高级将领的叛乱,避免了法国的内战,和平地完成了法属非洲的非殖民化。

军队中的一些极端分子不能饶恕戴高乐这种“抛弃我们的阿尔及利亚兄弟”的“出卖行为”,转入暴力和恐怖行动。后来至少发生了4起阴谋杀害戴高乐将军的事件,其中的两次已经付诸行动。一次是1961年9月8日晚上,当戴高乐乘车从巴黎返回科龙贝时,突然被一片火力网包围,幸好阴谋者埋设的90磅炸药没有爆炸,他的防弹车冲了过去。另一次是1962年8月22日发生在戴高乐乘车前往库布莱镇军用机场的路上,路旁的两辆汽车卫突然射出数百发子弹,其中十几发子弹击中了戴高乐那辆坚固的铁雪龙防弹车,一颗子弹击破后窗,在离他头部几英才的地方掠过。事后戴高乐回忆道:“令人难以置信的侥幸,我们谁都没有中弹,那就让戴高乐继续走自己的路,履行自己的职责吧。”

戴高乐连续当了两届(11年)总统。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外事务上。他一直反对美国对法国的控制,要求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与美英同享决策权。这一要求遭到美国拒绝后,他撤销了北约对法国空军和舰队的指挥权,进而退出北约。迫使美国撤出在法国的驻军和基地。戴高乐反对大国核垄断政策,法国于1960年3月自己制造原子弹获得成功,并逐渐发展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独立的核遏制力量。戴高乐充分利用法国的否决权,把英国排斥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外,以便把欧洲经济共同体作为他外交政策的工具,并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势力。戴高乐主张东西方“缓和与合作”,出访苏联和东欧国家,开始与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1964年1月,法国不顾美国和它的大多数盟国只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这一状况,宣布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法国不得不考虑这样的事实,在亚洲,没有中国的参加,就不能办成任何大事。

与外交相比,戴高乐在内政方面的作为就颇为逊色了。在重新执政的最初几年,他通过发行公债的办法,缓和了通货膨胀,稳定了货币;减少行政费用开支,提高商业税,解除官方对商业的控制,使国民生产总值逐年上升,国家的黄金和美元储备增加。随后,戴高乐抛出了一个又一个计划,想使法国的经济强大起来,但都没有成功。到1967年情况急剧恶化。失业增长率急剧上升,工厂关闭或开工不足,工人和职员纷纷举行示威和罢工。1968年5月突然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和工人运动,使戴高乐的威信急剧下降。翌年4月27日,戴高乐将地方区域改革方案和参议院改革方案交给公民投票表决,想以此获得选民的支持,结果使他大失所望,有52%的选民反对他的改革方案。戴高乐当即宣布下野,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我将停止执行共和国总统的职务。这个决定自今日中午生效。”

夏尔·戴高乐 - 下野生活

 

79岁的戴高乐下野以后,拒绝享受离任总统的薪俸和住房,又回到了科龙贝家中写回忆录,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建立他这座最后的文字纪念碑上。村民经常可以看到戴高乐在村边散步,默默地回首往事,看上去心情是那样的抑郁。戴高乐没能把回忆录写完,于1970年11月9日因心脏病猝然逝世。蓬皮杜总统于次日向法国人民发表广播讲话:“戴高乐将军逝世了,法国失去了亲人。1940年,戴高乐将军拯救了我们的荣誉。1944年,他领导我们走向解放和胜利。1958年,他把我们从内战的威胁中救了出来,他使今天的法国有了自己的制度、独立和国际地位。……让我们向法国保证,我们决不辜负我们所得到的教诲,愿戴高乐将军永远活在全国人民的心中。”

戴高乐的遗嘱早在1952年就写好并密封起来,要求在他去世后才许启封。遗嘱写道:

“我希望在科龙贝教堂举行我的葬礼。如果我死于别处,我的遗体务必运回家乡,不必举行任何公祭。我的坟墓必须是我女儿安娜安葬的地方,日后我的夫人也要安息在那里,墓碑上只写:夏尔-戴高乐(1890-?)。

“葬礼要由我儿子、女儿和儿媳在我私人助手们的帮助下安排,仪式必须极其简单。我不希望举行国葬,不要总统、部长、议会代表团和公共团体代表参加。只有武装部队可以以其身份正式参加,但人数不必很多。不要乐队吹奏,也不要军号。不要在教堂或其他地方发表演讲,国会不要致悼词,举行葬礼时,除我的家庭成员、我的解放功勋团战友和科龙贝市议会成员外,不要留别的位子。法国的男女同胞如果愿意的话,可以陪送我的遗体到达它的最后安息之地,以给我的身后遗名增光,但我希望要默默地把我的遗体送到墓地。

“我声明,我事先拒绝接受给予我的任何称号、晋升、荣誉、表彰和勋章,不论是法国的还是外国的。授予我上述任何一项,将违背我的最后愿望。”

戴高乐的要求都实现了,葬礼非常简朴,4万多男男女女从法国各地来到科龙贝为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送葬。与此同时,巴黎大主教马尔蒂在巴黎圣母院为戴高乐将军举行隆重的安灵弥撒,许多国家的元首都赶来致哀。几十万巴黎人冒雨向爱丽舍宫行进,在凯旋门这个26年前戴高乐站过的地方肃立致哀。第二天,巴黎市议会决定把凯旋门所在的星形广场改名为夏尔-戴高乐广场。这可以说是向拒绝任何荣耀的领袖授予“荣誉”的一种最好方法。

夏尔·戴高乐 - 作品列表

 

戴高乐除了是一名优秀的军人与政治家之外,同样也是一位作家,一生有六大著作:

《敌人内部的倾轧》(1924年):戴高乐第一部著作。

《剑锋》(1932年)

《未来的军队》(1934年)

《法国和她的军队》(1938年)

《战争回忆录》(1947年):与邱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并称为姐妹作。

《希望回忆录》(1970年):戴高乐的遗著,预计写完三卷,但还未完成,戴高乐就因心脏病去世,仅完成第一卷与第二卷的头两章。[1]
 

夏尔·戴高乐 - 政治思想

 

从1940年开始,为了法国的独立、完整和伟大,戴高乐主义就成了戴高乐领导下的“自由法国”处理同美国和苏联关系的基本原则。

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认为,1958年的世界局势与战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时已大不相同了。

第一,战后初期由于欧洲国家自身力量的削弱,整个西方都害怕苏联进一步向西欧扩张势力,而西欧国家单凭自己的力量不足以阻挡苏联可能的军事进攻。于是,美国在欧洲的存在和帮助就成为必要的依靠了,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是这种局势的必然产物。十年以后的今天,苏联进攻西欧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因为西方国家已经发展强大起来,苏联的共产主义在发展起来的西方社会已没有什么吸引力,更何况在他控制的地区麻烦已经不少。与其说苏联担心欧洲,不如说它更关注亚洲的中国。

第二,对国家安全起保证作用的手段也大不一样了。战后初期,只有美国拥有原子弹,所以欧洲盟国觉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个保障。可现在,苏联同样拥有摧毁对方的手段。根据两次世界大战美国迟迟不愿出兵欧洲的历史经验,不能设想美国会冒自己被摧毁的风险用核武器来保护欧洲。相反,美苏为了自己的利益,却完全可能在他们控制的地区使用核武器。“既然保护作用令人怀疑,为什么还要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保护者呢?”

第三,如果说战后初期西欧国家对美国的依赖是有益的话,它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美国有权支配盟国,控制盟国的防务、政治甚至领土的结果,使西欧国家屈服于它。可是,现在西欧国家,特别是法国的“国际作用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它要求独立自主,要求掌握威慑敌人的现代化军事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安全。

 

军事组织

1958年9月17日,戴高乐以法国政府首脑的身份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和麦克米伦首相写了一份备忘录,正式以外交途径向美英两国阐述了法国的立场。7在这份9月24日发出的备忘录里,戴高乐明确要求改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机构,建立一个由美英法三国组成的领导机构,而且法国政府认为这个机构是不可缺少的,否则法国将不参加任何发展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工作,或者将依照这个公约的第12条,保留要求修改公约或者退出该组织的权利。8在美英拒绝了法国的要求之后,戴高乐一步不让地按计划行事了。

1959年3月,法国宣布,法国地中海舰队不再受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指挥。6月,法国拒绝在自己的国土上储存美国核武器,美国被迫将驻法国的核轰炸机撤往英国和西德。1960年2月,法国试爆原子弹成功。5月,法国拒绝将空防系统纳入北约军事一体化。1961年5月肯尼迪访法期间,提出将美国配备“北极星”导弹的核潜艇调派北约,以换取法国停止核试验,遭到拒绝。1963年1月,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拒绝参加1962年底美英“拿骚会谈”建议组建的北约“多边核力量”,认为把法国的军事手段并入受外国人指挥的多边核力量,与法国的防务政策原则背道而驰。6月,法国宣布法国大西洋舰队在战时不再“自动”归北约指挥,并收回北约对法国飞机中队的指挥权。8月,法国同中国一起,抵制了美英苏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戴高乐认为,如果同意美苏永远垄断核武器,“将使世界上又建立起新的霸权。”1964-1965年,法国撤回了在北约海军司令部任职的军官,拒绝参加北约军事演习。1966年10月,法国宣布退出北约军事委员会,只留下一个联络使团。北约理事会及其机构和设施,在法国规定并不肯更改的期限内,从巴黎迁往布鲁塞尔。

法国在戴高乐主义的指导下针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核垄断发起的冲击,显而易见,主要是针对美国而来的。因为在戴高乐看来,由于美国的盟主地位以及它所奉行的霸权政策,法国在联盟中有一种压抑感。在现有的联盟内部关系下,法国要实现戴高乐主义的目标和理想,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美国的盟主地位,美国的霸道,已成了法国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大国地位的主要障碍。法国只有冲破这种束缚,才有可能顺利推行戴高乐主义。

 

对苏联政策

法国当时对苏联的政策,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在上个世纪60年代,戴高乐主义反对霸权,要求独立自主于美国的愿望。

 

在戴高乐看来,苏联同美国一样都是霸权国家,认为这两个大国的实力、对立和争霸威胁着全世界。在戴高乐主义的所有经典中,都没有改变苏联是“共产主义的极权专制国家”,它的本质是扩张的,是西方“自由世界”的共同敌人这个看法。也正是因为此,法国只能归属于西方阵营,它始终是这个联盟中的一员。在东西方对垒的关键时刻,比如1958年开始的柏林危机和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法国坚定地同盟国站在一起。但是形势毕竟发生了变化,苏联也在变化。在戴高乐眼里,从结构上看,东方阵营内部已经出现了不和甚至裂痕;从思想上讲,苏联也在寻求和平,避免战争。问题在于,世界和平,避免战争的结果不能靠美苏两个大国来实现,如果仅由它们来主宰世界,只会给世界带来更大的危险。每个国家都应当发挥自己的作用,特别是法国,更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对苏政策中,戴高乐主义最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是,首先,任何涉及东西方关系的国际大事,法国决不让它成为只是美苏之间的问题,它应当也是法国的问题。要实现戴高乐主义的理想,就必须打破来自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事务的局面,而最直接的阻力,是来自美国,因此,同东方国家发展关系,不仅打破了这种一统局面,显示了法国的世界性作用,而且有可能从苏联获得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增强同美国闹独立的筹码;接着,法国要起世界大国的作用,首先要在欧洲站住脚跟,要在西欧起领导作用。这就有必要在国际重大问题上特别是欧洲问题上先同苏联打交道,寻求共同语言和合作可能。如果不改善同苏联的关系,欧洲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法国也不可能在欧洲谋求自己的地位。法国完全可以单独地,而不是跟在美国的后面,推行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策,即戴高乐提出的“缓和、谅解和合作”三原则。正是这一开创性的政策,为后来西德的“新东方政策”起了表率作用。在这一政策指导下,在法国与美国闹得最凶的1966年,戴高乐正式访问了苏联,在法苏关系史上掀起了一个小高潮。

苏联人当然乐意看到对手阵营里出现“窝里反”,但在苏联人的眼里,绝不可能像戴高乐那样将戴高乐主义看得那么高,法国不可能取代美国的地位,苏联的主要对手只能是美国。1968年8月20日,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国家军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无疑给戴高乐主义的“缓和、谅解和合作”政策注射了一支清醒剂,提醒他对苏合作是有限度的,在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下,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仍然是国际关系走向的决定因素。

戴高乐主义与欧洲建设 不管人们如何评价戴高乐对待欧洲建设的态度,许多人都承认戴高乐有一个“欧洲观”。戴高乐的“欧洲观”,是戴高乐为法国制定的对外政策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戴高乐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分析,也不能脱离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法国的大国地位这个实质性主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以欧洲联合为核心的欧洲建设,在从未有过的声势推动下,成为欧洲各国政治家讨论和实践的政治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围绕欧洲建设的道路问题,出现了联邦主义和邦联主义两大主张。联邦主义者认为,欧洲的不和与冲突,源出于民族国家这种传统组织形式引发的利益冲突。因此,应当逐渐放弃民族国家这种形式,建立一个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的一体化的超国家权力机构,以实现和保障和平与发展。凡是参加这种组织的欧洲国家,都要逐步地出让自己的主权。邦联主义者认为,民族国家是客观存在,各个国家有着自己的具体情况和特殊利益,这些情况和特殊利益不可能因为出让主权就不复存在。因此,他们认为欧洲建设的道路不是成立欧洲联邦,而是在主权国家之间进行邦联式的联合。 

 

对英美关系

对美英关系,戴高乐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从丘吉尔开始,英国人“甘心追随美国人的政策”。这是在战争期间得出的结论。他不可能忘记丘吉尔对他说过:“您要知道,当我必须在欧洲和海洋之间作出选择时,我总是选择海洋的。您还要知道,如果必须在您和罗斯福之间作出选择时,我总是选择罗斯福的。”14战后,丘吉尔的“三环外交”政策,使英国“被大西洋彼岸的大陆吸引着越走越远”。英国仍然奉行一种不直接介入欧洲大陆事务的政策。英国没有参加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防务共同体的签约,英国不仅不参加罗马条约,还组织欧洲自由贸易区与欧洲共同体相抗。直到1961年7月,英国切身感到这样做得不偿失,才正式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

在戴高乐眼里,英国是美国在欧洲的代言人,是想安插在欧洲共同体内的一个“钉子”,一匹“特洛伊木马”,他不能允许美国利用英国乘机插足欧洲。1963年和1967年,英国参加欧洲共同体的申请两次遭到法国的否决。

 

欧洲联邦

戴高乐在欧洲建设中反对超国家的一体化的欧洲联邦,主张建立一个保持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各国之间合作的欧洲邦联,是戴高乐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这个思想在欧洲观中的直接反映。

戴高乐主义中反对超国家的一体化的欧洲联邦,反对美国控制欧洲,主张欧洲人的欧洲,这种欧洲观中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原则,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争取法国的大国地位。

所谓“欧洲人的欧洲”,其寓意异常清晰,就是要在欧洲建设中摆脱美国的控制和影响,使欧洲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欧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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